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但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却诞生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电气化和规模化生产实践需要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指导，管理科学理论应运而生，100多年来，管理科学理论丛林已经十分茂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企业管理基本上遵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虽然有“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国外认可的管理经验，但并没有形成管理理论。改革开放以后，管理学界也只是一直在引介西方管理理论。直到新世纪以来，大批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实践对西方管理论做复制性、补证性或扩展性研究，才取得了大量优秀成果。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断深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伟大的企业实践为世界讲述了很好的“中国故事”。但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出的管理理论还十分稀缺。中国领先企业的管理实践已成为能够孕育出优秀管理思想的沃土，但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研究始终无法摆脱西方管理理论的“阴影”^[1]，管理理论滞后于管理实践^[2]。同时，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受国际关注度不足，鲜为全球管理知识贡献新概念和理论思想^{[3, 4]}，究其原因是专注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理论探索性研究迟滞不前^[5]。因此，管理学术界亟待开发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

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针对已有文献概述了“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是否存在中国管理理论”以及“如何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理论”的三个争论，并归纳总结“四象限双循环”的理论开发和传播路径。依据“科学环”模型重点探究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开发逻辑和方法，明确中国管理学既有研究的四种范式及其优缺点，并论述情境因素对理论开发的影响。我们认为，管理学界积极尝试扎根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管理理论，既可为本土企业经营管理提供理论指导，也可为国外理论界和实践界提供参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开发逻辑和方法论述，有利于中国管理学者为全球管理理论大厦提供有益参考。

自20世纪初现代管理学诞生之时，中国便开始引进西方管理学理论，由于当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数量少，且因为一战、二战和国内战争影响，中国学者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甚少。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经历了建国初期的“以苏为师”和本土化探索调整，并没有多少针对西方兴起的现代管理理论的引介和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后，借鉴欧美日管理经验和理论并在大学里形成学科和学院，在引进、传播和自主探索中，通过融合创新渐成体系^[6]。但理论界仍存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学者开发管理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式管理即中国管理实践，“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是本体论问题。学术界对其仍存争议^[7]。赞成者认为，中国企业管理不同于西方企业管理，必然有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制度情境^[8-10]；反对者认为，中西方管理实践差异归因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是导致企业管理实践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地域的差别并不能对企业管理产生绝对影响^[11-13]，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各种管理思想与管理制度相互协调并统一，其差别必然会越来越小。

“是否存在中国管理理论”是认识论问题。中国管理理论相较美西方管理理论存在理论特殊性，即“是否具有全球认可的管理理论”的普适性问题。其一是基于中国式管理建立中国管理理论，即从“中国式管理”中提炼和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用中国特色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管理实践。其二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构建中国管理理论（东方管理学派）。由于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局限性，此时致力于摆脱西方管理理论，主张权变和情境思想的中国管理理论表现出较强的适用性^[15]。即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核心的一门具有文化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其哲学要素包括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15个方面，既强调管理中要尊重客观规律，也含有以“变”的态度来应对^[16-18]，具有整体论特征；而美西方管理理论则是将复杂系统简化成各部分加总（还原论）的科学思维和理论构建逻辑。认为整体论优越于还原理论，却在很多重大管理问题上缺乏解释和预测能力^[19]。所以，中国管理理论是区别于美西方管理理论的另外一种理论派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管理理论的弊端^[10]。以上两种理论开发观点殊途同归，就是基于中国深厚文化思想尤其是管理思想，构建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如何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管理理论”是方法论问题。按照理论来源和发展方向可以将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分为“中国管理的理论”和“中国的管理理论”两条发展路径^[20]。前者侧重于利用中国情境来发展管理理论，也即突出中国管理文化思想和中国社会情境，如关系理论，虽然关注了诸多中国人情社会中的特性问题，但其理论功能与其他国家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理论并无差异^[21]。后者则致力于对中国管理现象（也即中国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给出理论概括并能很好地解释管理现象，摆脱对美西方管理理论的完全依赖，提出新的管理理论。如Cheng等^[22]提出的中国组织中的家长式管理，就遵循了这一路径，具有原创性，因为在美西方也有家长式管理，但没有开发出这样的理论。因此，选择后者作为开发管理理论的首选路径，既有利于构建能够有效指导全球企业发展的中国企业管理理论^[1]，也能够得到全球管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

通过观察中国优秀企业管理现象，提炼出一套可解释现象的理论，并能够得到验证是当前及未来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管理理论，借力于中国文化思想特别是管理思想，针对中国管理现象，开发出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是中国学者管理理论开发的重要任务，不是局限于“中国式管理”的“中国管理的理论”，而是要由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出“中国的管理理论”。反向例证，如中国大庆王进喜的“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现象和创业精神，实质就是资源拼凑。中国学者并没有基于这一现象开发出理论，而美西方学者却构建了“资源拼凑理论”^[23]。

现代管理理论产生并发展于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过程日益复杂，传统的经验性管理方法已无法满足企业高效运作的需求。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以弗雷德里克Ÿ泰勒（Frederick Taylor）、亨利Ÿ法约尔（Henri Fayol）和马克斯Ÿ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家，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解决管理问题，尤其是泰勒通过在工厂进行时间与动作研究，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强调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20世纪中期，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等学科的发展为管理科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这些学科强调通过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来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同时，企业管理者对提高管理水平和决策科学性的需求日益迫切，希望通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企业的实际运作。在此背景下，管理科学理论蓬勃发展，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决策质量，以适应工业化社会对高效管理的需求。学界将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化生产时代统称为“福特主义时代”，随后计算机技术引入管理，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并产生了管理信息系统相关理论和方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面引入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参照美西方大学设置管理学科，成立管理系或管理学院，传播、研究和开发管理理论。下面归纳总结出“四象限双循环”来阐释管理理论开发与传播路径，见图1。

路径1-1：西方理论开发与传播至中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主要是学习苏联企业管理模式，从政府到企业的计划管理，再加上中国本土管理思想指导，国内学者也主要是传播苏联管理经验和方法。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管理理论才逐渐传播至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要是以北美学者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由西方管理学者通过观察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下的美西方企业管理实践或现象，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形成的理论引入管理学研究或直接开发管理学理论，以美西方的管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管理学的“理论丛林”。形成的管理学著作和教科书，经过学者翻译在中国出版或经过中国学者“引进吸收消化改造”后编辑教科书或出版著作，以期能够有效指导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例如Taylor^[24]通过解决管理实践中存在大量低效生产的现象，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民国时期就被穆藕初翻译并出版了同名著作。进一步，各大院校纷纷成立管理系、设立管理学专业，在大学里传授或者给中国企业管理者进行管理学理论培训。一届届毕业生走进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和经过培训后的中国企业管理者，主要用所学的美西方管理学理论指导管理实践。这种路径经历了“基于西方管理实践—西方学者开发出管理理论—中国学者引进吸收消化改造—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开发和传播过程。

路径1-2：美西方管理工具或方法传播至中国。由于美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实践也走在中国的前面，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企业家纷纷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如全面质量管理（TQM）、质量认证体系、环境认证体系、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体系、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各种标准认证等。另外，一些美西方的管理咨询公司，在推进美西方管理方法和工具在中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方面，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美国提出的六西格玛（Six Sigma）管理策略、项目管理甘特图，日本提出的精益化生产等等，都是直接从美西方直接拿来的具体管理工具和方法。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企业界也有很多优秀的管理经验，如“三华经验”，由庆华工具厂（626厂）、建华机械厂（672厂）和华安机械厂（123厂）三个兵工厂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后引入鞍山钢铁厂，形成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为基本精神的“鞍钢宪法”，后被日本企业学习。另外，还塑造了“张秉贵精神”“马万水精神”“攀枝花精神”“时传祥精神”等一批以企业管理为核心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精神。但是，真正系统研究管理理论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建设管理学科及各大学设立管理学院后，理论研究才开始活跃。

路径2-1：基于中国文化思想开发出理论并向国外传播。中国学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和思想出发，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理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且历久弥新的文化体系，同时也是一座管理思想极为丰富的宝藏。部分学者认为中西方文化差异是造成中西方企业管理情境差异的根源^[25]，这些学者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作为内核放入管理理论研究框架中，以文化核心植入的方式提炼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诠释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的现代管理意义。然后依据美西方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对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深入地剖析，尝试按照西方学术研究径路进行理论创新，形成国际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管理理论。如台湾学者黄光国^[26]以社会交易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理论模式；李德昌^[27]在西方“理性人”“社会人”等人性假设基础上，提出“理性信息人”的人性假设；井润田^{[28, 29]}提出的“势科学”理论，试图从传统概念“势”的视角揭示管理复杂的内在逻辑等。这些理论文献为中国文化思想开发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管理文献。但也有不少研究在未厘清中华传统文化源流以及体用关系前，就盲目将西方系统科学的数理方法和管理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作机械性粘贴，导致大多数理论缺乏与现实的连接^[19]。

路径2-2：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理论并向国外传播。新世纪以来，学界日益认识到，只有坚持“中国的管理理论”道路才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并提高国际认可度^[20]。虽然建构“中国的管理理论”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5]，但目前发展仍不充分。中国学者通过发表国际期刊案例论文或实证论文将中国情境下发生的管理现象、事件和思想传播出去，是中国学者国际交流的主要方式。何佳讯等^[30]统计了2013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阐述了这种方式包含基于中国问题、基于中国情境、使用中国数据和运用中国理论思想四类具体方向，但仅有20.8%的文章是基于特定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的研究，仅有20篇（占比2.51%）高被引论文提及或运用了中国理论思想进行了实证复制与改良，或提出了新的解释逻辑。其余研究并未扎根中国管理实践，较少关注中西方情境的差异性。大量的国际论文，都是在做西方管理理论的补证、理论扩展研究或者扩展美西方管理理论的使用边界。从西方情境发展而来的管理理论应用到中国情境中，对于证实、拓展甚至修订既有的管理理论有一定贡献^[31]，但同样无益于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学术话语体系^[20]。

路径2-3：中国企业“走出去”将管理经验、方法和工具向国外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四十年的高增长，197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9%，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知名本土企业和先进管理实践。本土企业在学习美西方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时，从不生搬硬套，总是在探索中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如华为借鉴IBM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帮助公司转型为创新和技术驱动型企业，华为管理模式随着华为在全世界广泛设立分子公司而带到了国外；海尔企业文化案例最早进入哈佛商学院课堂等。哈佛商学院和毅伟商学院案例库中的中国企业案例日益增多，美欧很多商学院都在用中国企业案例开展教学，学习中国企业管理经验。同时近10年来也有不少国外企业开始关注或借鉴中国企业管理中的一些做法，如海尔的“人单合一”和本地化运营模式等。也有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并购国外企业，日益将中国管理方法、工具和经验带到国外。因此，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有效成长的伟大实践自有其“道”，但这个“道”究竟是什么，需要学界将其提炼出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

综上所述，参考美西方的传播路径以及中国的传播路径现状，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成为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国际地位的重要参考。也就是说，只有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或现象开发出的管理理论，才能够在全球管理科学理论上有学术话语权，这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时代责任和应该主攻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企业界也有很多优秀的管理经验，如“三华经验”，由庆华工具厂（626厂）、建华机械厂（672厂）和华安机械厂（123厂）三个兵工厂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后引入鞍山钢铁厂，形成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为基本精神的“鞍钢宪法”，后被日本企业学习。另外，还塑造了“张秉贵精神”“马万水精神”“攀枝花精神”“时传祥精神”等一批以企业管理为核心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精神。但是，真正系统研究管理理论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建设管理学科及各大学设立管理学院后，理论研究才开始活跃。

《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企业数量从1996年的3家上升到2022年145家（中国内地129家、香港7家、台湾9家），数量居全球第一，足以看出中国企业的成长速度和绩效，令世界刮目相看。然而，基于中国企业伟大实践或现象，开发出的管理理论却寥寥无几。这既不是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不够，也不是中国管理学界不努力开展研究，其中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大多数学者在书斋里“摇椅式”选题，过于依赖期刊文献到文献的跟踪研究，发表论文如果没有选择一些成熟西方理论做指导，就很难以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的“霸权”和中国学者对西方管理理论的依赖的双重因素所致；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学者尚未掌握基于管理实践或现象开发管理理论的意识、方法和工具。习近平总书记^[32]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所以，在管理学科领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的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或现象的管理学研究，不是对西方理论或者模型简单检验以提高其通用性和普适性，而是需要满足实践相关性和理论关联性^[33]①。Cheng等^[34]针对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提出包含五步骤的理论开发过程；周泽将等^[35]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实践—理论—实践”的理论构建逻辑。观点已经十分鲜明，但未对理论构建的具体方法进行详细阐述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36]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为此，下文将借用Wallace^[37]提出的“科学环”模型，探究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或现象的理论开发逻辑和方法（见图2）。

3.2.1 从左至右：理论建构走向理论检验

（1）理论建构

（2）理论检验

3.2.2 由下至上：管理情境嵌入理论开发

（1）文化情境：管理实践的行为基础

（2）制度情境：管理实践的行为框架

3.2.3 中国学者管理理论研究缺陷